（七）将拟任法官、检察官人选交相关部门按法定程序审批任命。

近些年，国务院在着力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涉及废除或调整法律所设定的行政许可事项时，国务院先提出修改法律的建议，待法律修改后再行实施。[23] 马君硕：《中国行政法总论》，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第50页。

行政应以执行法律为第一要务。[33] 在日本，修改废止法律都是通过一部新的法律或者其中的法律条款来进行。而且，法律解释仍然受法律的约束。以《国务院组织法》为例，1982年制定，迄今未曾修改。奥托·迈耶认为：警察下令不同于私法上的法律行为，它具有合法性的推定。

[17] 参见蔡定剑：《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法律出版社2003年第4版，第316-318页。[46] 参见李建良：《行政法基本十讲》，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14年第5版，第244页。[21]康有为的弟子梁启超阐述了两者的区别，例如写道，欲变总纲而宪法之书靡得而读焉，欲变分目而章程之书靡得而读焉，译宪法书以明立国之本，译章程书以资办事之用。

(二)《日本书目志》使用宪法一词的时间 《日本书目志》是一部介绍日本各科书目的工具书，于1898年春由上海大同译书局正式出版。李光懿、马绍红主编：《宪法学》，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0页。[8]出现这些不同的译法，一方面展现了中国宪法学知识来源的多样性，即除日本外，还来自英国、美国、法国、德国等国。康有为的表述，如定宪法制宪法布宪法草宪法，显示了宪法的成文法属性。

明治维新的推动者和甲午战争的主导者伊藤博文正是明治宪法的起草者，日本在甲午战争中的完胜，被视为立宪制度的胜利。使用宪法一词的《上清帝第五书》几乎同时发表于多家报刊，意味着这是康有为及其弟子有意为之，积极地利用近代报刊传播维新变法思想。

李文杰：首部汉译美国宪法问世考，《北大史学》(第15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21~239页。[87]章永乐：《万国竞争：康有为与维也纳体系的衰变》，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32页。大校天下官吏贤否，其疲劳不才者，皆令冠带退休。不过，康有为视《春秋》为中国古代的宪法，注意将舶来的宪法融入中国传统文化，兼顾文化的开放性和主体性。

张千帆：《宪法学导论——原理与应用》，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60页。[3]陈华新：康有为与《日本变政考》的几个问题，《近代史研究》1984年第2期，第176~197页。麦仲华在《南海先生戊戌奏稿凡例》中提到：戊戌数月间，先生手撰奏折都六十三首，一代变法之大略在焉。为此，他不断寻找机会，进呈图书，撰写奏折。

[32] 二、康有为倡导宪法概念 康有为知行合一，能坐而论道，更能起而行之。是年指的是光绪二十二年。

那么，康有为在戊戌变法之前的宪法观，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中国宪法学的走向，值得注意的是，康有为使用的宪法一词直接源于日本，自然是从近代意义上理解宪法的，而并非从中国古典语义上理解宪法，但是康有为在使用宪法一词之初，就注意将舶来的宪法一词融入中国传统文化，视《春秋》为中国古代的宪法。欲研究康有为认识宪法制度的历程，须首先考察其最初使用宪法一词的时间和出处。

康有为正是以公羊三世说为基础，发展出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的理论，集中体现于《孔子改制考》，为主张维新变法提供历史依据和理论依据。4.梁启超 在康有为的诸弟子中，梁启超使用宪法一词是最早的，也是最多的。前述《我史》引文提及，《日本变政考》稿乃具，又撰《日本书目志》。[85] 源自中国的宪法和《春秋》，通过不同渠道在明治维新初期的日本相遇，经日本学者林正明和箕作麟祥作出选择，经政治人物明治天皇和伊藤博文基于历史传统和现实需要作出决断，宪法一词最终从对译constitution的多个语词中胜出，成为政治术语和法律概念，直至1889年2月11日明治政府颁布《大日本帝国宪法》。康有为有时并列使用宪法和律例，采择万国律例，定宪法公私之分。[39]参见任青、马忠文整理：《张荫桓日记》，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91~104页。

自兹国事付国会议行，纡尊降贵，延见臣庶，尽革旧俗，一意维新。[9]《戊戌奏稿》收录的上清帝第六书使用了宪法一词，但《杰士上书汇录》收录的上清帝第六书没有使用宪法一词。

至是年，所得日本书甚多，乃令同薇译之，稿乃具，又撰《日本书目志》。[64]房德邻：浅析康有为开制度局的主张，载《光明日报》1983年12月14日。

察阅万国得失，以求进步改良。需要注意的是，《春秋》和《春秋公羊传》既没有使用宪法一词，也没有使用宪字。

《上清帝第五书》提到采择万国律例，定宪法公私之分。康有为称宪法为永远不磨之宝典者，[25] 典字本身就有成文的含义。上述情况意味着，康有为是从近代意义上理解宪法的，康有为所使用的宪法一词，其内涵确定，外延明确。《蜀学报》发表《上清帝第五书》，说明宪法一词的传播范围更广了，传播到了四川。

(3)宪法者，《春秋》所谓正名分也，明其名分则人人知权限，尽其所当为，不敢陷于不可为。【注释】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宪法学文献整理与研究(17ZDA125)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73]康有为：教学通义，同注[7]，《康有为全集》，第1集，第39页。1.郑观应 关于郑观应使用宪法一词的情况，目前主要有两种观点：(1)部分宪法学教科书依据《盛世危言》中的表述，认为郑观应是最早使用宪法一词的中国学者，其时间是19世纪80年代。

[68]在《大同书》中提到：自孔子创平等之义，明一统以去封建，讥世卿以去世官，授田制产以去奴隶，作《春秋》立宪法以限君权，不自尊其徒属而去大僧。但是康有为并没有公开出版该书，该书一直存放在故宫昭仁殿，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才被学者发现。

[35]从使用的语词和表达的观点来看，康同薇与康有为如出一辙。自丙戌年编《日本变政记》，披罗事迹，至今十年。(2)波王感宪法有憾，以问于满院议员。[41]同注[22]，梁启超文，第34页。

[24] 8.宪法和成文法的关系方面。【摘要】 康有为1897年在《日本变政考》和《日本书目志》中最初使用宪法一词，这表明康有为所使用的宪法一词直接源于日本，并且是从近代意义上理解宪法概念的。

结合前述情况，应将康有为《日本书目志》使用宪法一词的时间定为1897年6月。成为东方不列颠是日本明治维新的一个重要目标。

再结合《日本变政考》和《日本书目志》有关明治宪法的内容，以及康有为模仿明治维新的主张，可进一步推测，此处的宪法不仅是近代意义上的宪法，而且是类似于明治宪法的宪法。康有为时为工部主事，没有资格直接上呈皇帝，不得不请工部尚书淞桂代呈，然而淞桂拒绝代呈。